《中國哲學小史》

作者:馮友蘭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上市日期:2020年04月

內容簡介:

《中國哲學小史》是為中國哲學史奠定基礎框架、指明方向的一部精華之作,通過接納和吸收西方哲學的模式和方法,馮友蘭從形而上學、人生哲學和方法論三個角度切入,系統地研究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等先秦諸子以及周濂溪、張橫渠、二程、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宋明道學家的哲學思想,簡潔而深刻,生動而詳實。 此書為插圖導讀版,有趣的哲人形象,輕松的閱讀指南,與馮友蘭畢生的哲學思想一起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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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定價:¥49.8

作者簡介

 馮友蘭
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191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馮友蘭是中國哲學史的奠基人,新儒學三大家之一。其一生的事業可概括為兩句話: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

《中國哲學小史》

作者:馮友蘭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上市日期:2020年04月

中國傳統社會起源時代遠在基督紀元以前,它繼續存在,沒有根本改變,直至上個世紀后半葉,才開始崩潰,這是由于通常所說的西方侵略東方,其實是現代社會侵略中世紀社會。現代社會的根本因素是工業化經濟。使用機器,使前工業經濟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前工業經濟可以是農業經濟,如中國經濟,也可以是商業經濟,如希臘經濟、英國經濟。舊經濟必須讓位于新經濟,舊社會結構亦然。看到有人對于歷史,甚至對于當代事件,多么極度地無知,這是驚人的。歐洲生活的社會結構已經改變了,并還在經歷著改變,這些改變可以稱之為工業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但同樣的事情一旦發生在亞洲,西方人卻傾向于稱之為西方侵略東方。

現代工業主義正在破壞傳統的中國家族制度,又從而破壞傳統的中國社會。人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工廠做工,其中在一起的人既非兄弟又非老表。以前他們依附于土地,但現在他們活動多了。以前他們與父兄一起集體耕種他們的土地,所以沒有他們可以稱作他們自己的產品。現在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收入,以工資形式在工廠領取。以前他們通常與父母,還可能與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現在他們獨自生活,或與老婆孩子一起生活。在觀念形態上,這在中國被名為“個人從家族解放出來”。
由于社會結構的這種改變,很自然地,曾是傳統社會的思想基礎的孝道,必將遭到極端猛烈的攻擊。這種攻擊在中國已經確實發生了。這種攻擊在民國初年達到高峰,民國建立于一九一二年,當時就實際廢除了“忠君”的道德原則。如我們即將看出的,“忠”和“孝”,過去是平行的道德原則。孝,曾被視為一切道德的善的根本,現在則被一些批判家視為萬惡之源。有一本道教通俗讀物上說:“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民國初年有一位著作家套用這句話說“萬惡孝為首”,雖然他還沒有走得太遠以至于說“百善淫為先”。

近年來對于孝道和傳統家族制度的攻擊已經少多了。這個事實的意義,不是說它們失去的影響又大有恢復,而毋寧是說它們已經幾乎完全喪失其在中國社會中的傳統地位。用個中國的說法,它們都是死老虎,打死老虎不算英雄好漢。我記得很清楚,我年輕時,常聽人辯論傳統家族制度的利弊。但現在它不復成為辯論的問題。人們認識到,他們根本不可能保持它,即使他們想保持也不可能。
對于傳統家族制度的攻擊,與其性質一致,一直是大有爭議的。其結果,有些批判對它亦失于未能持平。舉例來說,在許多批判中,主要的一個是說,在傳統家族制度中,個人完全喪失其個性。他對家族的義務和責任如此之多,似乎他只是父母之子、祖先之孫,惟獨不是他自己。
要回答這個批判,則可以說,個人就其是社會一員而論,必須對社會承擔某種責任。承擔責任與喪失人格并不是一回事。更何況,成為問題的是:在中國傳統社會內,個人對于家族和社會的責任負擔,比現代工業社會內個人的責任負擔,是不是真正大一些?

工業制度下的社會是在比血緣關系寬廣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在這個制度下,個人對家族的責任少了,而對于社會全體的責任則多了。在現代工業社會,個人服從父母的義務少了,而服從政府的義務則多了。他很少義務資助其兄弟和族人;但受很大壓力,以所得稅和社區福利基金的形式付出,資助社會整體的需要。
在現代工業化的社會,家庭不過是許多社會機構之一。但在傳統的中國,家在廣義上實際就是社會。在傳統的中國,個人對其大家庭的義務和責任,實際上就是個人對其現代意義的家庭的義務和責任再加上對其國家或社會的義務和責任。由于是這兩方面的義務和責任的結合,所以個人對于其家的義務和責任就顯得沉重了。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哲學涉及的范圍內,重點在于個人。正是個人,或是父,或是子;或是夫,或是妻。正是由于或成為父,或成為子,或成為夫,或成為妻,個人才使自己加入社會為一員;也正是由于這種加入,人才使自己區別于禽獸。人事父事君,并不喪失人格。相反,只有在事父事君中,他的人格才有最充分的發展。

另一點要注意的是,按照傳統的社會理論,廣義的家雖可無限擴大,但個人對家的責任并非沒有固定極限。在極限之內,責任大小仍有差等。這都表現在所謂“喪服”上。按照這個制度,一個人的父母死了,必須穿喪服三年(實際是二十五個月),稱為第一等的喪服。祖父母死了,他要穿喪服一年,稱為第二等的喪服。在理論上,一個人的高祖的父母死了就不穿喪服,即使他們長壽見到玄孫的兒子。這說明,一個人作為一家之子的義務有個極限,它只包括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曾祖父母和他的髙祖父母。
一個人的兒子死了,要穿喪服一年;孫子、曾孫、玄孫死了,穿喪服的期限越來越短。玄孫的兒子死了,他不穿任何喪服,即使他長壽及見其玄孫之子之死。這說明,他作為一家之父的責任有個極限,它只包括其子、孫、曾孫、玄孫。
一個人的兄弟死了,他要穿喪服一年;他的堂兄弟死了,從兄弟死了,叔伯高祖的玄孫死了,他穿喪服的期限越來越短。這說明,他作為一家之兄弟的責任有個極限,它包括的不超過其高祖的后人。

如此按照傳統的社會理論,每個個人是個中心,從這個中心向四方輻射出關系:向上是他與其父及祖先的關系;向下是他與其子及后人的關系;向左向右是他與其兄弟及堂兄弟等等的關系。James Legger的《禮記》譯本,有幾張圖表說明這一點。在這輻射圈內,有著輕重不等的親情和責任。中心的人視圈外的人為“親畢”,而以朋友關系為基礎對待之。
如此按照傳統的社會理論,每個個人是一個社會圓的圓心,社會圓由各種社會關系構成。他是一個人,也被當作一個人來對待。不論中國傳統社會及其家族制度功過如何,要說其中沒有個人人格的地位則是完全錯誤的。
我提出這些辯論,只是表明,雖然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根本不同,它也不像某些批判它的人可能設想的那樣毫無道理。我說這些,決無意支持它作為今日中國的現行社會制度。為了生存于當今世界,其地位無愧于她的過去,中國必須工業化。一旦有了工業化,就沒有傳統家族制度和傳統社會結構的地位了。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要對它們,及其觀念基礎,試作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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