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站在中國這一邊》

作者:寧南山

出版社:紅旗出版社

上市日期:2020年04月

內容簡介:

一本讓你重新認識中國制造和產業升級的時事教科書! 產業強則國強,歷經40余年的高速趕路,“世界工廠”到了必須升級的節點,升級方式和路徑牽動世界產業格局,攸關國民福祉。 長期以來,中國制造給人以“組裝貨”“檔次低”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完整的工業體系、卓越的系統集成能力已然為國民經濟夯實了基礎,在很多領域具備了進軍高端的潛力,甚至已經領先世界。本書以宏觀視角和充分客觀的數據,帶領你重新認識中國制造。 如今,中國制造面臨著東南亞多國在低端制造領域的追擊以及歐美和日韓在高端制造領域的阻擊,升級之路必然驚心動魄。作者深入產業競爭前線,帶回一手觀察記錄,提升你對中國制造乃至中國前景的信心。 站在中國制造從大到強,由量變到質變的歷史關口,我們要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和行業做到心中有數,以獲取應對變局的力量。本書以扎實的分析和客觀的描述帶給你這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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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定價:¥58

作者簡介

 寧南山:公眾號“寧南山”,微博“深圳寧南山”,知乎“寧南山”等賬號主理人。其中公眾號粉絲近百萬,推送文章平均10萬+閱讀量;微博粉絲超過40萬,發送的文章每篇閱讀量普遍過百萬,不乏千萬級閱讀量;知乎粉絲超過20萬,文章點贊數均過千。其擅長以扎實的數據對中國產業進行深度理性地分析,在這一領域是公認的國內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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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網千萬粉絲持續熱捧,同名公眾號主理人寧南山首部作品,更是潛心之作。每一篇文章都罕見的高質量,公眾號閱讀量篇篇10萬+,知乎專欄文章點贊數遠遠過千,超硬核的文風獨具一格。

《未來站在中國這一邊》

作者:寧南山

出版社:紅旗出版社

上市日期:2020年04月

第九章
貿易之爭:九只攔路虎

 

這個世界很大,世界上人口很多。但是在通向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卻是無比空曠。在當下的世界,中國是唯一一個正在大步走向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除了中國,世界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現在都看不到能在不遠的將來邁入發達國家的希望。不管是中東的沙特,南亞的印度,非洲的南非,東南亞的泰國和馬來西亞,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中亞的哈薩克斯坦,還是俄羅斯,它們都還有比較遠的距離。
成為發達國家,非常艱難,以至于雖然我們的前方就是發達國家,但是我們的身旁,其實空無一人,并沒有同行者。是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顯得有點孤獨。
為什么成為發達國家如此艱難?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充滿了競爭,尤其是大國之間,由于大國的勢力范圍和影響范圍無比廣闊,在利益邊界處必然會發生強烈的碰撞,從而導致利益和勢力的此消彼長。
在過去的50年,除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外,真正算得上邁入發達經濟體的,也就是“亞洲四小龍”和以色列。其中只有一個人口大國,那就是韓國。說韓國是人口大國,是因為它人口過了5?000萬。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北美、西歐的人口之和,有差不多八九億。所以說,韓國的崛起,其實對發達國家還是有一定影響的。想想看,8億人突然多了5?000萬人進來,相當于增加了大約6%的體量。
中國就有點不一樣了,5?000萬人也就是中國一個省的人口,中國大陸31個省區市,平均人口是4?484萬人,這是不得了的數字。有14億人的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那是很驚人的,這個體量比現有發達國家之和還要大,將會完完全全改變發達國家的面貌。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必然會阻擊中國,特別是阻擊中國制造業的升級。

知識產權訴訟精準狙擊

發達國家由于擁有技術優勢,同時在長時間發展中形成了完整的專利壁壘和專利保護法律,因此對后來者形成了巨大的障礙。在大公司,往往有專業法律人士數量龐大的法務部,它不僅可以保護自身知識產權不受侵犯,也同樣可以成為打擊對手的工具。

中微半導體的應訴與反訴
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中微半導體。2004年,我國半導體設備技術專家,在全球最大半導體設備企業美國應用材料公司擔任副總裁的尹志堯,辭去在應用材料的職務,回國創業,成立中微半導體(以下簡稱中微)。這對當時基本算一片空白的中國半導體設備產業來說,是件大好事。
由于研發半導體制造設備需要較長時間,中微在2004年成立之后,一直處于全力研發新設備的階段。3年后的2007年10月,中微研發出應用于65nm至45nm高端芯片生產的設備,大大提升了半導體生產設備國產化水平。
中微的產品才剛剛進入制造廠家試用,還沒有開始正式批量商業銷售,就被美國應用材料公司在美國加州法院起訴,稱中微使用了應用材料的商業機密開發了設備,要求停止侵權并且進行賠償。當時還沒有正式形成銷售收入的中微,不得不拿出費用聘請美國律師,同時在公司內部調撥人力應對在美國的跨國訴訟。
應用材料的指控也非常簡單:中微申請的兩項專利應該歸應用材料所有,因為這兩項專利是任職中微的4名前雇員發明的,其中包括中微董事長、創始人尹志堯,副總裁陳愛華。
根據訴狀,應用材料的理由是這樣的:尹志堯2004年辭去應用材料副總裁兼CTO前,一直管理蝕刻產品團隊,參閱過公司“大量敏感信息和商業機密”。而陳愛華之前擔任另一產品總經理,熟悉該領域大量專利技術。應用材料還表示,當初與4人曾簽訂過協議,不僅要求其在任職期間所有專利所有權歸應用材料,而且即使離開應用材料,一年內申請的專利也全部“假定為其受聘于應用材料期間所發明,所有權歸應用材料”。
應用材料的訴訟,當時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商業策略手段,這場訴訟持續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2010年1月,雙方才達成和解。這也說明應用材料對全球范圍內新崛起的競爭對手,具有高度的警惕性。
應用材料起訴中微,只是中微成立十多年來的訟戰之一。2009年,美國另外一家半導體生產設備廠家科林研發就在臺灣起訴中微侵權,中微積極反訴,最終證明對方專利無效。中微在進入LED芯片制造的核心設備MOCVD機臺領域之后,產量不斷上升,2017年中微發貨量甚至突破了100臺,這是非常大的數字。2016年中國最大的LED芯片制造商三安光電,其MOCVD設備數量也才不到400臺。中微不僅已經成為和美國Veeco并列的兩家世界最大MOCVD設備制造商,而且在不斷“侵蝕”Veeco的份額。
2017年4月12日,Veeco 在美國紐約東區的聯邦法院對西格里碳素(簡稱SGL)展開了專利侵權訴訟,而 SGL 是中微的晶圓承載器供應商。同年11月初,美國紐約東區地方法院同意了 Veeco 針對 SGL 的一項初步禁令請求,禁止 SGL 出售供采用了 Veeco 專利技術的無基座MOCVD使用的晶圓承載器,包括專為中微 MOCVD 系統設計的晶圓承載器。這會導致中微的設備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此時的中微已經今非昔比,其在MOCVD領域的體量和占有率已經不在Veeco之下。2017年 7 月,中微向福建高院正式起訴 “Veeco上海”,指控其 TurboDisk EPIK 700 型號的 MOCVD 設備侵犯了中微的晶圓承載器同步鎖定的中國專利,要求其停止侵權并主張上億元侵權損害賠償。2017年12 月初,福建高院同意中微針對“Veeco上海”的禁令申請,該禁令禁止“Veeco上海”進口、制造、向任何第三方銷售或許諾銷售侵犯中微專利的石墨盤產品。
2018 年 2 月 9 日,Veeco、中微和 SGL 共同宣布,同意就三方之間的未決訴訟達成和解,并友好地解決所有的未決紛爭,包括中微在福建高院針對 Veeco 的訴訟和 Veeco 在美國紐約東區地方法院針對 SGL 的訴訟。
中微,由于是從美國回來的人員創辦的,自始就極為重視技術積累和專利。公司有專人研究專利和知識產權狀況,保證公司使用技術能夠避開現有專利的封鎖。這其實需要高度的專利相關知識,因為各類專利千千萬萬,沒有專門的技術功底根本無法看懂,同時很多又是只有英文文件,需要具備很強的檢索能力和閱讀能力,不然隨時可能踩到陷阱。
中微這樣極為重視研發和技術能力的技術型公司,在過去的十幾年,遭到了來自國際巨頭的多次訴訟,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投入訴訟戰。

華為與美國思科訴訟案
美國思科一直是路由器和交換機領域的全球霸主,在全球數據通信市場占有率一度接近70%。而中國華為公司從1999年開始進入該領域,僅僅3年后的2002年,華為在中國的路由器和交換機市場的占有率就已經直逼思科。不僅如此,2002年6月,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電信設備展上華為還展出了其全系列的數據通信產品,不僅性能數據和思科同類產品相當,而且價格還大大低于思科。華為甚至還在美國媒體上刊登廣告,廣告語是“它們唯一的不同就是價格”。同時2002年6月,華為成立了美國公司,當年華為在美國的銷售額比2001年增長了70%,思科產品竟然首次出現了份額下滑。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庭對華為提起訴訟。思科提交的訴狀長達77頁,主要內容是指控華為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換機中盜用了其源代碼,指控還包括華為路由器和交換機命令接口等軟件侵犯了思科擁有的至少5項專利。指控涉及的專利、版權、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等方面的罪名高達21項。這是思科17年來首次主動提起訴訟,也是華為成立15年來首次被外國企業起訴。不僅如此,思科更是展開廣告投放進行大肆宣傳,在媒體界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在訴訟開始時,美國輿論幾乎一致認定華為竊取了思科的東西,美國幾家最著名的財經媒體對華為侵權做出了肯定性報道,還有媒體懷疑華為具有軍方背景。
華為向美國方面開放了VRP平臺的源代碼用于比對,第三方分析人員沒有一個是中國人,包括斯坦福大學教授、數據通信專家Dennis Allison在內,對思科IOS和華為的VRP平臺新舊兩個版本進行了對比分析。其分析結果是:華為的VRP平臺有200萬行源代碼,而思科的IOS則用了2?000萬行,其中華為VRP舊平臺中僅有1.9%與思科的私有協議有關。同時在思科提出的八大類21項指控相關的2?000多條源代碼中并沒有發現華為對思科的侵權。
2003年3月20日,華為和3Com的合資公司宣告成立,共同經營數據通信產品的研究開發、生產和銷售業務。這是思科與華為訴訟案的轉折點。時任3Com公司CEO的克拉夫林隨后出庭做證表示,華為的技術和實力是值得信賴的。事實上,在成立合資公司之前,3Com對華為技術、管理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考察,正因為信任才決定合資合作。此后,在雙方反復舉證,并進行過兩次聽證會后,2003年6月7日,法庭駁回了思科申請下令禁售華為產品等請求,拒絕了思科提出的禁止華為使用與思科操作軟件類似的命令行程序。但又頒布了有限禁令:華為停止使用有爭議的路由器軟件源代碼、操作界面及在線幫助文件等。
2003年10月1日,雙方律師對源代碼的比對工作結束,事實證明,華為并沒有侵權。2004年7月末,思科與華為達成最終和解協議。華為并沒有侵犯思科的知識產權,但華為已經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戶手冊、幫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碼,以消除思科的疑慮。
華為、思科、3Com公司向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院馬歇爾分院提交終止訴訟的申請,法院據此簽發法令,終止思科對華為的訴訟,最終全部解決了該起知識產權案件的爭議。同時思科日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訴訟或者就相同事由提起訴訟。
兩年的訴訟戰役,讓華為進軍美國的進程明顯受阻,很多客戶的合同就此擱置。不只是市場方面的延緩,訴訟的代價還可以從下面幾個例子看出來。
華為在美國聘請的Heller Ehrman律師事務所,其負責華為應訴的律師Robert Haslam是知識產權訴訟方面的頂尖律師之一。僅僅是該律師一個人,其收費標準就是每小時630美元,相當于當時一個華為人一個月的
工資。
另外一個是華為和美國3Com成立的合資公司。該合資公司的成立,意味著和思科同樣在美國的3Com公司認為華為在知識產權方面沒有問題,3Com的CEO甚至還出庭為華為站臺做證。當然這樣做不是無私的,3Com僅僅投入了1.6億美元,就取得了華為3Com合資公司49%的股份,而且有權在兩年后再收購2%的股份從而取得控股地位;而華為則將自己多年來在企業級數據通信產品方面的資源悉數投入。由此可見,3Com也從這場訴訟中獲取了利益。
任正非任命當時華為高級副總裁郭平為應訴總負責人,并迅速組成了由公司知識產權部、法律部、公關部以及數據通信產品團隊參加的應訴團隊。大量人力被投入這場訴訟戰役中。
華為和思科訴訟案,在2003年的中國是最具影響力的財經新聞之一,不亞于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和美國制裁中興案。在思科宣布起訴華為之后,短短幾天內中國互聯網上各種關于此案件的評論文章就有數千篇。實際上,中國企業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這類訴訟不勝枚舉,即使你完全沒有侵犯知識產權,也不得不為之付出巨大代價。
知識產權保護,一方面可以保護創新,另一方面也成為先進者打壓后來者的工具。

市場禁入與投資設限

華為無法進入美國已經盡人皆知。2018年4月18日,在深圳舉辦的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輪值CEO徐直軍是這樣回答關于美國的問題的。

分析師:我很關心最近在美國發生的貿易壁壘,之前華為和AT&T的合作也流產了。您如何看待和評價美國現在商業環境包括今天中興再次遭遇美國禁令的事件?
徐直軍:作為華為,還是聚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遇到啥困難,更加服務好客戶,才能長期生存和發展。有些事情不是以我們意志為轉移的,與其你無法左右,還不如不去理它,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去服務好自己的客戶,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打造更好的產品,滿足客戶的需求。
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輕松。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電信設備市場之一,華為只做美國以外的市場,在2017年就做到了900億美元,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僅如此,美國不只是禁止中國在美國銷售高科技產品,同時還準備限制中國在美國進行高科技投資。據彭博社和《金融時報》報道,當地時間2018年4月19日,負責監管國際市場與投資策略的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希思·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2018國際金融協會華盛頓政策峰會上表示,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來限制中國在美國涉及敏感科技行業的投資,其中包括半導體以及5G無線通信技術。

高科技產品對華禁售

除了1996年的《瓦森納協定》限制出口軍用以及軍民兩用物資以外,2015年美國就禁止向中國出口超級計算機芯片。
2015年4月,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決定禁止向中國4家國家超級計算機機構出售“至強”(Xeon)芯片。在此之前,美國商務部在2月18日發表的公告稱,使用了兩款英特爾微處理器芯片的“天河二號”系統和早先的“天河一號A”系統,“被認為是用于核爆炸活動”。
此次被禁售的4家機構分別是國家超級計算長沙中心、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和國防科技大學,它們被美國列入“堅持違背美國國家安全或者外交利益的實體名單”。不過到2017年底,中國已經使用國產芯片對英特爾的芯片進行替換。以運算速度全球第二的“天河二號”為例,2017年美國已經禁止對中國出售Xeon Phi加速器,但到2017年底,“天河二號”就使用全新的國產Matrix 2000加速器,替換原有的英特爾加速器。
實際上,美國人的對華出口管制清單遠不只是“超算”芯片。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很多網友說,光看雙方互相征收關稅的貨物清單,感覺中國是工業國,美國是農業國。其實不然,美國自我設置限制不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而已。

不合理專利費用和不合理權益

其實給專利付費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利用技術優勢獲取不正當利益,就會極大地打擊后來者的進步。
我國是世界手機設計和生產大國,高通2017財年產生的223億美元收入中,65%來自中國,而在2016財年這個數字還是57%。僅僅2017年一年高通就從我國獲取了145億美元的銷售額,相當于超過970億元人民幣。
2015年2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宣布對高通處以人民幣60.88億元罰款,相當于高通2013年度在我國市場銷售額8%的罰款。我們看下理由是什么:

經調查取證和分析論證,高通公司在CDMA、WCDMA、LTE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許可市場和基帶芯片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實施了以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一是收取不公平的高價專利許可費。高通公司對我國企業進行專利許可時拒絕提供專利清單,過期專利一直包含在專利組合中并收取許可費。
同時,高通公司要求我國被許可人將持有的相關專利向其進行免費反向許可,拒絕在許可費中抵扣反向許可的專利價值或提供其他對價。此外,對于曾被迫接受非標準必要專利一攬子許可的我國被許可人,高通公司在堅持較高許可費率的同時,按整機批發凈售價收取專利許可費。這些因素的結合導致許可費過高。
……

中國發改委的整改措施,除了罰款,以及消除高通以上的霸王條款之外,最大的進步是高通在中國只能按照整機批發凈售價的65%收取專利許可費,這大大地降低了我國手機企業的負擔,這也是高通在全球首次改變其收費規則。
高通的收費有多貴,可能大家直觀感受不到。2015年高通和發改委達成協議的收費規則是這樣的:

3G設備(包括3G/4G多模設備)收取5%的許可費,對包括3模LTE-TDD在內的4G設備如不實施CDMA或WCDMA則收取3.5%的許可費,在上述每種情況中許可費基數為設備凈售價的65%。

簡單地說,3G手機售價1?000元,按照650元收取5%,也即32.5元。4G手機,只要不支持3G的CDMA和WCDMA(一般不實施)收取3.5%,2?000元的手機按照1?300元收取3.5%,就是45.5元。我們可以算下,你買了一部3?000元的OPPO或者小米手機,支付了多少錢給高通。
當然,總的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中國手機廠家在無線專利方面的不斷進步,“高通稅”[ 按整機批發凈售價百分比收取專利許可費。
]在不斷退坡,3G手機按照5%,4G手機按照3.5%征收,總體的稅率在降低。另外隨著實力的提升,中國手機廠家對現有專利費率還是不滿意。2018年4月4日騰訊科技報道,華為和高通正在談判,準備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專利授權費的爭端。這背后就是華為希望高通降低專利許可費率,體現了華為技術實力的上升。不只是華為,全球手機研發實力最強的蘋果和三星,也在和高通重新談判專利許可費率。


合資的B面

合資并不意味著就是吃虧,但是合資往往只有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才會有雙贏,作為最大工業產業的汽車產業就是個典型。當年我國汽車工業的“次子”二汽,堅定走合資的路。結果其研發中心不少工程師被當時還在艱苦創業的奇瑞公司招至麾下,結果短短幾年時間就開發出了東方之子、QQ等奇瑞旗下的著名車型。一直到2018年,我國幾大國有汽車集團,其主要利潤來源仍然是合資企業。
設立合資企業,是發達國家企業通過利益分享的方式,和中國主要企業進行利益捆綁,同時讓對方將資源投入到合資企業,將骨干人才調入合資公司以獲取利潤,減弱其自主開發技術和自主發展的動力和能力,控制對方讓其在自己的框架內發展,可以有效地掌握其發展節奏。
合資公司某種意義上,就像是一場“婚姻”。看合資公司會不會成功,一定要看雙方是不是勢均力敵。我國汽車工業集團當年在技術和管理處于絕對弱勢的情況下和外方合資,理論上說是市場換技術,但是就單個國有汽車集團而言,根本無法實現對市場的控制。也就是說,市場這張牌并沒有在自己手里,而同時自己在技術、管理水平和質量管控上又大大弱于外方合資對象,直接導致在合資企業失去話語權。
相反,我國高鐵為什么搞合資是成功案例?當年長春客車和阿爾斯通、南車和川崎、青島四方和龐巴迪、唐山機車和西門子合作,單看我國四大機車廠任何一家,都是沒有對市場的掌控能力的。但是就是因為有鐵道部(現為“國家鐵路集團”)進行統一籌劃,整個中國市場被中方牢牢掌控,在我國高速列車技術能力當時遠遠弱于外方的情況下,掌握了主動權,成為強者,結果外方不得不進行了技術和制造工藝的轉讓。
再強調一下,和外方建立合資公司,一定要看雙方是不是近似于勢均力敵,這就跟國與國、人與人的交往是一樣的。如果雙方是強者和弱者的關系,那么弱者的利益能不能保證,基本上就是看強者的態度了。合資公司里面,強者一定會占據主導權,同時也會獲得更大的利益。除此之外,合資公司甚至成了發達國家阻礙中國自主產業發展的一種手段。
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進口面板制約之痛的創維、TCL、康佳、長虹等四家彩電巨頭,計劃合資在深圳建設6代液晶面板生產線。但在向外國企業尋求技術支持時,或者被干脆拒絕,或者被索要巨額技術轉讓費。于是他們主動找到了京東方,雙方各占40%的股份,再加上深超公司(代表深圳市政府)占股20%,組建了深圳聚龍光電公司(注冊資本800萬元)。深圳市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77億元的資金支持。
為了支持“聚龍計劃”,京東方立刻組建了數百人的技術團隊。但是就在“聚龍計劃”的消息傳出來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動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設一條7.5代線的計劃,導致各方產生了動搖。而長虹干脆撤出去做等離子面板(PDP)了。之后夏普又違背了承諾,要求在控股的情況下轉讓技術,導致談判到2007年9月終止。這直接導致深圳的顯示面板生產工廠計劃向后推遲了兩年。

高價設備和原材料銷售

典型的就是光伏產業。
光伏產業,目前中國已經占據了世界的壓倒性份額。2017年我國多晶硅產量24.2萬噸,同比增長24.7%;硅片產量87GW,同比增長34.3%;電池片產量68GW,同比增長33.3%;組件產量76GW,同比增長31.7%。光伏產業鏈各環節生產規模全球占比均超過50%,繼續保持全球首位。
生產光伏組件的生產設備,曾經長期把持在歐美發達國家企業手中。在2006年,中國企業要想搭建一條完整的100MW光伏產品生產線,只能向發達國家企業購買,費用高達1.6億~2億元人民幣。不僅是生產設備,發達國家還通過高昂的原材料、零部件價格,從中國制造業攫取大量利潤,同時也抬高了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了中國公司產品的競爭力。
要打破這個局面,中國只能搞自主研發。到了2016年,光伏生產設備行業十種主要的生產設備,已經有七種實現了國產化。這時,一條100MW生產線的工藝設備的投資,僅需要人民幣6?000萬元左右。由此可見,國外設備商從中國公司攫取了多少利潤。
我們當年說,中國光伏產業崛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曾經經歷過“兩頭在外”。什么是兩頭在外呢?一邊是關鍵的原材料和設備需要從國外高價采購,另一方面主要的市場又在以歐洲為主的國家,導致我國一邊要進口昂貴的進口設備和原材料零部件,同時為了進入歐洲市場,還要花費大量資金進行相關的測試、認證。
做過海外客戶出口的人都知道,國外客戶很多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證”和“測試”要求,這養活了一大批海外的測試和認證機構。
中國制造,真的是無數人通過艱苦奮斗才做起來的。

生態的控制封鎖

最為典型的就是IT領域的Windows Intel體系和ARM 安卓/iOS體系,發達國家企業通過先發技術優勢,形成了強大的生態系統,讓后來者的自主研發喪失了市場需求,變得無利可圖。
當然在這里,一定要贊揚下胡偉武博士和他的龍芯團隊。他們多年堅持自主研發,光是龍芯團隊出來的陳氏兄弟創立的寒武紀,目前估值已經超過20億美元,就足以成為龍芯團隊驕傲的理由了。另外龍芯還開發了大量用于航天設備等的自主CPU芯片,目前銷售額過億元人民幣。雖然龍芯在營收方面是家規模極小的公司,要知道2017年中國營收過億元的芯片設計公司都已經差不多200家了,但是龍芯十余年的堅持,非常了不起。
其實,華為和阿里巴巴的道路更為合理。華為通過獲取ARM授權,融入現有生態體系賺取利潤,同時利用賺取的利潤投入自主研發,逐步地實現國產替代。華為海思芯片不只是在手機領域,在電視、安防攝像頭、機頂盒等領域,都實現了大規模商用和自主化,形成良好的正向循環,通過把自己做大之后,逐步擺脫受控制的生態體系。
同樣,阿里巴巴通過在西方生態體系中賺取的利潤,投入自主研發。現在阿里云計算的數據庫Oceanbase,云操作系統飛天,以及2017年整合發布的物聯網操作系統AliOS(前身是YunOS),都在逐漸擺脫國外生態體系開始實現自主化。上汽榮威和雪鐵龍發布的電動汽車,使用的都是阿里云的操作系統AliOS。華為也同樣發布了自己的物聯網操作系統LiteOS。
操作系統,在桌面很難挑戰Windows,在移動端很難挑戰安卓和iOS,但是在新興的物聯網領域,華為和阿里巴巴都發布了自己的操作系統,并且已經形成了銷售額。阿里巴巴在汽車行業布局最早,2016年7月發布的榮威RX5上搭載的互聯網智能系統1.0,是由阿里巴巴和上汽組建的合資公司斑馬智行提供,底層系統基于AliOS。
直到2018年3月,榮威RX5月銷量仍然高達22?065輛,2018年4月19日,AliOS 輪值總經理謝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國內車企主要有三種選擇:一是采用像AliOS 這種完全自主的汽車操作系統,已經應用于上汽、東風雪鐵龍的新車;二是基于安卓手機版自我改良的操作系統,主要由具有互聯網基因的新入局的造車商自行研發;三是基于QNX、WinCE等上一代操作系統研發。”“AliOS操作系統在物聯網輕型設備上的應用,從底層到上層重新設計架構,和安卓沒有任何交集,代碼差不多有6?000萬行”,“(在汽車操作系統領域)將安卓列為目標,著力超越安卓。事實上,我們勝率很大,國內的互聯網服務、理念都比美國先進,我們大概率會做一個比美國人更好、更符合市場的操作系統”。
AliOS的前身YunOS,也曾經在魅族手機上搭載,被阿里巴巴宣傳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統。由于兼容安卓手機應用,仍被普遍認為是基于安卓修改。但是隨著阿里操作系統事業部的逐漸進步,如今AliOS已經可以自稱為完全獨立自主的操作系統,不僅如此,還獲得了國內和國際廠家的認可,如東風雪鐵龍、福特汽車等,均搭載AliOS。

貿易戰關稅打壓

美國2018年3月23日簽署的備忘錄,直接就是面向“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領域進行征稅,稅率預計為25%,這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為什么這樣說呢?以前美國只是禁止華為進入美國市場,華為的主力產品是通信設備,因此美國封鎖華為,其實只是封鎖了中國的一項高科技產品不能進入美國市場。而貿易戰對準的“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領域,意味著中國公司被封鎖的范圍從華為開始被擴大,這大大超過了封鎖華為對中國的影響。
中興被制裁,在國內被認為原因在中興。其實以美國發動貿易戰對中國500億美元的高科技產品征稅為例,中國這些領域的公司,沒有違反美國法律也照樣被毫無理由地進行精確打擊。所以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想找借口找理由真的很容易,即使沒有理由沒有借口,也照樣可以打擊你。

直接精確制裁

這次的中興就是最為典型的案例。美國老是對準華為和中興不放,就是因為在通信設備領域,華為和中興已經取得了徹底的勝利,目前處于窮追猛打的階段。全球4強,華為和中興在不斷上升,而愛立信和諾西則處于節節敗退的境地。
華為就不用說了。2014—2017年,如果沒有美國的罰款,中興處于發展良好的狀態,凈利潤連年上升,股價也從2014年的11元左右上漲到現在的30元左右,不到4年的時間股價漲了3倍。就凈利潤而言,2014年為26.3億元,2015年為32.1億元,2016年虧損23.6億元,但是如果不計算給美國的罰款,2016年凈利潤為38.3億元,2017年凈利潤進一步上漲到45.7億元。
2018年4月27日晚間,中興發布的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公司2018年一季度營收為288.8億元,同比增長12.18%;歸屬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為16.87億元,同比增長39.01%。中興宣布該財報沒有考慮拒絕令的影響,將會發布基于拒絕令影響的財報。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制裁,中興2018年第一季度的表現非常好。
我們再看看西方競爭對手的情況。瑞典電信設備制造商愛立信發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報告期內,公司凈營收為434億瑞典克朗(約合317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的478億瑞典克朗(約合349億元人民幣)下滑9%;凈虧損為7.25億瑞典克朗(約合5.29億元人民幣)。此外,愛立信在2018年第一季度還裁員超過3?000人,事實上,自2017年7月宣布重組以來,愛立信累計裁員總數已接近1.8萬人。
根據4月26日諾基亞發布的2018年一季度財報顯示,公司第一季度凈銷售額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8%,為49.2億歐元(約合378.84億元人民幣),而上年同期為53.8億歐元(約合414.26億元人民幣);凈虧損1.88億歐元(約合14.47億元人民幣),較上年同期的凈虧損4.88億歐元(約合37.57億元人民幣)收窄61%。
華為和中興按照這個趨勢下去,正在走向逐漸壟斷全球通信設備市場。這將成為中國第一個也是優勢最大的一個電子高科技產業,因此美國選擇中國的這兩家主力企業有針對性地下手,是做了精心選擇的。
以上總結的只是西方打壓中國產業發展的九個手段,其實在這以外還有很多,比如商業間諜,高薪挖走核心人才,對華裔科學家判刑,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國是全球遭受此類調查最多的國家)等。我們稱之為發達國家對中國制造的圍剿,而我們針對西方的收購、合資、訴訟、專利費、禁運、禁止投資、禁止進口、生態封鎖、高價設備、貿易戰關稅、制裁等手段的反制就是反圍剿。
這些圍剿手段,可以說每一項都可能置中國企業于死地,也確實有大量中國企業在這中間倒下了。隨便就可以舉出一大堆例子:在收購中大量消失的民族品牌活力28、新飛冰箱、小護士;在合資中一蹶不振的自主汽車品牌;在IT生態封鎖中消失的方舟芯片;手機品牌里面經營情況不好,卻還要向高通繳納高額專利費的邊緣手機品牌;等等。
中國制造的崛起,是在荊棘中殺出的一條血路,能有今天的成績,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反圍剿過程中,最大的共同經驗,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獨立自主,不管合資、收購股權、被制裁、生態封鎖、關稅、禁售還是其他,獨立自主地擁有自己的技術永遠都是最好的反擊手段。
這也說明,手段只有附著于基礎力量之上才能發揮作用,不管對手的圍剿手段如何千變萬化,只需要加強技術、人才和資本三大基礎力量。基礎上去了,自主力量夠強了,不管對方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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